“读书无用论”折射出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难题

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又以新的形式热闹起来。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底层人群对于难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悲叹。贫寒子弟们的读书机会本就很难得，即便机会来了，农村孩子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赢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遇，却因支撑费用高昂而难以承受。即使读了书之后，往往又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相较而言，“富二代”们所引发的讨论，其实是对社会正义的某种形式的冲击。这样一来，原先那些振振有词、大讲“读书有用”的人，忽然找不到方向了，想奋而反击却无处用力。实际上，读书有用还是无用，不是问题的关键。全社会对于读书（今天的语境包含了多样化的知识获取方式，如互联网等）的有用性早已形成共识：读书当然有用。但如何读书，却成了新问题。今天的“读书无用论”，反映出的是谁能读书，或怎样读书的问题。读书早已成了众所周知、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实践时依然存在重重难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不断推进之时，这一难题又必须逐步去化解。化解之根本，已经不是观念问题，而是要将观念转化为有效的操作，即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新共识。

泛泛讨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意义并不大。我们要解决的是从“读书无用”的观念中折射出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这个更大的难题。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公平程度差异很大。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个问题基本看不出太大差异，等到了高等教育这一阶段，问题便层出不穷，疏解之道也因而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不能拿来作为解释教育不公现象的说辞。实际上，越是发展中国家，越应该在国家根基之事上多做努力，为国家转型和发展进步打牢基础。

“读书无用论”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发展新要求，是一种情绪化表达方式

“读书无用论”引发的关于读书是否有用的讨论，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的问题，但依然还是落在了有用无用这个点上，可见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积累和文化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知水平，尤其是在国家行为层面上，更要有深刻的反思和更为前瞻性的认知，并为之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从而付诸行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群，即具有相称的能力去担当的广大人群，这群人需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水平。因此，没有人天生更有资格去读书，也没有人应该为其自身的社会身份而被迫作出读书、或者不读书的选择。

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为了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改变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状，有关部门做过大量的努力。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民扫盲识字运动，意在提升整体国民的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据1949年的数据统计，新中国初创时的文盲率高达80%，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困难的。新中国的扫盲识字运动起于军队系统，原初动因是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后来演化为改变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更大行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全民学习热潮。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解决了军队系统以至广大工农大众的扫盲识字难题。大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另一番努力是国民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是强制性教育，这是以国家行动推动教育发展的努力。从满清政府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以来，到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颁布《学校系统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6年6月29日修订通过、并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公布，中国为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艰难岁月。在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时，全国报名考生为570万，而录取率仅为5%。到2018年，全国考生975万，录取率已经接近75%。高等教育的推进程度今非昔比。在报考高校的过程中，大家的目光更是集中到所谓“985”“211”院校，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更是成为考生和家长争相投报的焦点。在对于能否上名校的焦虑中，社会情绪化的表现更为明显，而对于名校资源稀缺的焦虑，则转化为各种对教育不公的质疑，其中又有相当部分的情绪，再度转化为“读书无用论”。应该说，这里的关于读书是否有用的讨论，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要求，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方式。

应对“读书无用论”，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在教育文化资源的配置上，应更加注重国民义务教育的真正落实，持续提升全国范围内的初中阶段的教学质量。现在很多地区采取了以名校带普通学校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疏解之道。其次，在高中教育阶段，应更好地贯彻教育公平的理念，向着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不断推进。在高等教育问题上，反而不要过度强调“公平”，因为过度强调公平，可能会产生对真正知识智慧发展规律的不尊重。所以，只有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质量，才会有更多的优秀中学生成为优秀高等学校的后备军。高等教育本身，特别是“名校”担负着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名校的使命，过度强调公平，可能会降低本来应有的竞争力。

推动整个民族对人类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是一项重要使命。对于一个群体，如企业、单位、社群而言，完成知识积累和业务创新，也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于个人而言，生命本身的进化也要求我们去完成知识的学习、分析和内化的整个过程，这样的生命体才有价值，才具备文化层面的意义。

所以，在我们强调国家责任的同时，也要提升每个人文明意识的自觉性。而文明意识的自觉，首先就源于对知识的积累和习得。国家要不断地营造有利于知识传播的整体氛围和环境，提升国民教育水平。于社会，则需要更多地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全民学习的社会文化氛围，给民众以更多的文化学习机会、更多的文化选择，激励人们在新传媒平台、讲习所、文化馆、免费讲座、文博展览、图书馆等场所，找寻习得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在学习中提升社会认知水平，提高劳动能力，改善生存状况，获取更多的人生自信。这样看，“读书”就非常有用。在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要想接受更加复杂的社会挑战，习得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无论是从提高生存质量的实利角度看，还是从实现更高的生命价值层面看，读书都是必由之路，也是终身使命。纵观那些期冀穷尽人类知识精华，欲迈上人类知识新高点的少数智者们，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在读书之上，完成了智慧层面的超越，走出了人类思想的新路，所以，他们是创造者。

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应该明白，前人的劳动成果、智慧的思想积累，如果不去主动地学习，那么在实践中就很容易走弯路，我们更不能从零开始，弃所有前人的智慧积累，从刀耕火种，简单的劳动技能重新开始摸索。同时，随着今天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新传播工具不断出现，人类的习得路径更为方便多样，也更加需要主动学习。在读书过程中，个体生命对于读书的感悟和总结最为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有通过自觉地寻找目标知识，才能形成自己的读书结构。对个体有用的读书，都是经过了自己的总结和筛选，形成了对自身发展有益的系统知识。因此，我们该真正思考的是怎样读书和读书应该怎样与每个人建立适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