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漯河市源汇区问十乡陶桥村的农村女孩陶千喜领到大学通知书后欣喜不已，她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村子培养出来的第238位大学生。陶桥村地理位置偏僻，但就是这么一个只有231户、991人的小村庄却先后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其中博士13名，硕士21名，成为远近闻名的“博士村”。（8月6日《漯河日报》）

在一些村庄，“辍学—打工——结婚生育—打工”成为农家子弟难以打破的宿命。既缺乏财富积累，也缺乏知识和技能等文化资本，农家子弟面临着“城市融不进，乡村回不去”的困境，陷入了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窠臼之中。通过读书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对于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太不现实；在环环相扣的教育竞争中，他们过早地放弃和退出。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失衡，让乡村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不比楼房比学生”，父母千方百计供孩子们读书，学生们凭借渴望改变命运的坚韧力量，成就了稀缺的“博士村”，实现了教育领域某种意义上的“逆袭”。那些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成为了熟人社会里的标杆。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过渡，大学生昔日的光环色彩逐渐褪去，“教育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变长，农村大学生难以立竿见影地改变生存生态，“寒门难出贵子”；尽管如此，农村大学生通过滴水穿石的努力和坚持融入城市、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样会成为励志样本，依然能够给熟人社会的村民形成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博士村”的教育奇迹依然有被续写的可能性。

当下一些村庄之所以对“读书有用论”缺乏价值认同，既和地方文化中缺乏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也和“寒门骄子”情结得不到满足密不可分——农民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与权衡，当熟人圈子中的大学生过上了好日子，他们自然会相信“读书有用论”；当身边的大学生暂时难以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习惯了功利和短视，难免会让一些农民形成“上大学不如早点打工”的价值错位。

农村大学生要在城市里立足和扎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市场有市场的规则，城市有城市的生存逻辑。我们固然期望有人能够像郭广昌、刘强东那样衣锦还乡、福泽桑梓，但这样的“能人”毕竟是少数；那些通过努力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改变个体和家庭生存生态的农村大学生，也同样值得尊敬，也同样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促进纵向社会流动，需要提升乡村需要更多的“教育逆袭”。“博士村”也好，“状元村”也罢，多一些“教育逆袭”，乡村才会更有生机，城市才会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