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发生了一件让全体中国人感到无比愤怒并且永记在心的事情。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凌晨5点45分,当地时间7日晚上11点45分,两架北约B-2重型隐形轰炸机向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下面简称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发射了5枚精确制导导弹(JDAM),造成大使馆里的3名中国记者丧生,数十人受伤,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世界震惊!中国愤怒!
中国政府在当日的声明中说:“北约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外交史上罕见”,“中国政府、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国民众迅速在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强烈抗议与谴责北约军队粗暴、野蛮的行为,要求其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
20年过去了,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一次刻骨铭心的轰炸,还记得那些为和平与正义献出生命的中国人,还记得我们发自肺腑的怒吼:中国人今天说不?
亲历者回忆轰炸经过
1996年起,南联盟自治省之一的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人武装“科索沃解放军”和南联盟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以寻求科索沃独立。1999年3月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以“解决科索沃人权危机”为由,未经安理会授权,开始针对南联盟的空袭。
1999年5月7日晚,两架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重型隐形轰炸机,用5枚炸弹击中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
时任《环球时报》驻南联盟特派记者的吕岩松当时就在被轰炸的使馆内。1999年5月9日,《环球时报》用整个头版刊出了幸免于难的吕岩松发回的特别报道。
据他报道,5月7日晚,北约摧毁了南联盟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当时中国驻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势态发展,大家坐在使馆的院子里,一边看着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
报道说,7日晚11点半,时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的潘占林觉得时间已经晚了,天气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第二天好早点起来工作。于是,坐在院子里的几位工作人员便返回了使馆楼上的宿舍。
“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吕岩松回忆道,没过多久,北约发射的几枚导弹就击中了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没命了。”
报道说,北约对南联盟空袭以来,使馆工作人员们的警惕性很高。因为使馆没有防空洞,大家都住在地下室。但在空袭持续了40多天后,大家又开始回去自己房间里休息。
“如果大家昨晚还是住在地下室的话,也肯定全军覆没了,一枚导弹的落地点正好是地下室。”轰炸过后,地下室已经完全被摧毁。
对于五枚炸弹的准确下落,潘占林大使在回忆录《战火中的外交官》中有详细描述:
中国大使馆的东南角是高级外交官的宿舍,一颗炸弹斜穿大楼,从顶层一直穿透到一层,在使馆墙角下爆炸,炸出一个数米深的大坑,半边山墙向外倒塌,导致十余人受伤,邵云环同志在此遇难。
第二枚炸弹落在使馆中央,穿透楼顶,大使的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还炸毁了会计室和使馆的大厅;第三颗炸弹落在了使馆的西北角,那里是《光明日报》记者夫妇俩的房间;第四颗炸弹从地面钻进地下室,在俱乐部大厅爆炸,引爆了储存在那里的煤气罐。
“北约对我特别关照,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死里逃生的潘占林大使回忆道。这第五颗炸弹落在官邸中央,从屋顶一直钻到地下,严重损毁了潘大使所住的官邸,所幸的是它没有爆炸,“不然牺牲者的名单上,还会再添一个名字。”
而吕岩松则回忆,他和夫人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一声巨响——就在那时,吕岩松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他面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又响起第二声爆炸,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种刺眼得像白炽灯一样的白光。
夫妻俩迅速拿起相机和卫星电话朝门口冲,同一楼道的三个人中有两位同事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相互搀扶迈过废墟。门炸掉了,楼梯也炸毁了,栏杆也没了……“我们只能拉着从房顶耷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院子里燃着大火,地下室车库里存着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煤气罐都在陆续爆炸。吕岩松写道,大家谁也不愿意走,都想留下来把同志们一起救出来。后来大家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翻出院墙给救援人员打电话。
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只有不到10个人跑了出来。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绳向下爬,有人爬的时候床单断了,从二楼跌下来摔伤了骨盆;有人被划伤、烫伤;还有人被困在5楼完全没法下来——因为他们忙着抢救国家财产,根本顾不上自救;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也受了重伤……
“大家镇定了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四个人,包括新华社驻南联盟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驻南联盟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
在轰炸发生9小时后,任宝凯在使馆的废墟中被找到了,被发现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呼吸微弱,“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浓烟呛到呕吐出来的白沫”。万幸的是,他最后被救活了。
但是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却没有再回来。
邵云环的房间正好是北约导弹击中的地方。据当时报道,她的床被炸飞了,门没了,墙也没了。救援人员在二楼找到了她的遗体,绑在担架上从二楼慢慢运下来……
据报道,在第二轮轰炸中,距离中国大使馆不到1000米,位于多瑙河畔的南斯拉夫大饭店也被数枚导弹击中而被毁,市区内的总参谋部和内务部也再次被炸。但是大使馆的大家始终没有分散——吕岩松记得当时大使坚定地说了一句,“我们还有3个同志不知下落,我们死也不能走,死也要死在一起。”
次日凌晨三点多,在轰炸向郊外转移之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许杏虎的遗体。吕岩松写道,许杏虎死的时候很痛苦,“手还是剧烈挣扎的样子,衣服也破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光明日报记者朱颖的遗体也被找到了。
吕岩松还回忆,轰炸发生的那天他告诉同事,《环球时报》想发表一篇关于使馆同事的文章,关注他们在战火中的生活。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提出建议,让每个人拍一张头像照,再自己写一段话。“大家打算明天就开始动手写,我可以赶在下周一发回社里,做一个整版……现在这个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了。”
炸馆之后
1999年5月8日,中国政府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一事发表声明,认为北约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美国为首的北约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北京时间8日下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就此事向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
中央还决定紧急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最强烈抗议,并派遣专门小组乘专机前往贝尔格莱德处理使馆遭袭事件,用专机把三位烈士的骨灰运回来,把受伤人员接回国。
1999年5月1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我们对昨天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深表遗憾。这次轰炸是一个错误,参与这次错误打击的人认为被击中的目标是南联盟物资供应局。
中情局局长进一步解释说,中情局已经确认,(轰炸)是一名情报分析家的“误判”,加上“所用地图太旧”造成的。声明还说,北约将继续并加强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
炸馆事件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愤慨,多个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示威:在北京,抗议者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在沈阳、上海和香港,抗议者来到美国领馆前示威,抗议北约的暴行。
5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事公开道歉。
李肇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999年5月13日,克林顿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时,李肇星自己带上了一本吊唁簿。在会见中,克林顿向炸馆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表达了道歉和慰问。随后,克林顿还在吊唁簿上郑重写下了文字,表示深深歉意。
据李肇星在书中回忆,在中方强大压力和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纠正了危机初期犯的错误,逐步满足中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顿本人和美国政府高官多次向中方表示道歉。
2000年初,中美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支付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450万美元、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2800万美元。同时,中方也为在游行中受损的美国大使馆给予了赔偿。
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塞黑联盟, 2006年塞尔维亚独立后改为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每年都在当地举办悼念活动,缅怀在此次事件中不幸逝世的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
2009年,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在中国大使馆旧址前竖立纪念碑,缅怀3位中国记者,并感谢中国在塞尔维亚最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
2017年,中国决定在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原址上修建中国文化中心,以纪念和发展两国的友谊。
北约如何轰炸我使馆?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曾在今年4月试图联系潘占林,但潘大使最终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他的回忆录《战火中的外交官》中,潘占林认为,根据投弹数量、投弹布局来看,这次轰炸是精心策划的。
那颗未爆的炸弹则一直藏在了大使馆的地下。书中引用2004年的新闻报道,当地排弹专家马尔蒂诺维奇说,美国这颗炸弹击穿了两层楼的大使官邸,在地下穿行的过程中,引信被点燃烧毁,弹体的稳定翼部件以及弹尾的“惯性——全球定位”制导套具脱落,所以才没有爆炸。
这颗未引爆的炸弹成了贝尔格莱德居民头上盘旋的幽灵——炸馆事件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希望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另辟新址建造中国大使馆。据潘占林回忆道,当年有许多开发商看中了这块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多瑙河畔的地皮,却没有人敢来动工。
2004年6月,那颗沾满泥巴的“瘟神”最终被拆除,并被运至贝尔格莱德西部的巴里奇小镇,由“第一火花”化工厂对这枚炸弹进行溶化回收处理。5年前的那场轰炸给贝尔格莱德居民留下的“地雷”,终于消除。
三位牺牲的记者
许杏虎
许杏虎出生于江苏丹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一直生活在农村。许杏虎去世后,他的高中同学毛纪庚在《哭杏虎》中回忆道,许杏虎家庭困难,当年他每月仅有13元的伙食费。
但许杏虎读书时非常刻苦,毛纪庚回忆道,“他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学习却非常优秀。在高中时期,许杏虎早已胸怀大志,立志要考上一流大学,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许杏虎18岁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潘占林在书中写到许杏虎,说他“身上仿佛带着偏远山村的稻谷香,带着家乡袅袅炊烟的气息”,对于一名学习外语,又出国当记者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品质“已不多见,难能可贵”。
1998年7月,许杏虎被《光明日报》派驻贝尔格莱德,成为报社驻南联盟的首席记者。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后,由于原来的住所靠近南联盟的军事设施,出于安全考虑,他和夫人朱颖一起搬进了中国大使馆的客房里。
1999年3月起,南斯拉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北约开始空袭。在许杏虎生前留下的《战地日记》中,“爆炸”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半夜不时传来爆炸声……”
“半夜,爆炸声又响起来了。”
“清晨,我们被6声爆炸惊醒……爆炸地点距离我的住处其实并不尽,但爆炸声依然很大。此后空袭警报才响起。”
“清晨,诺维萨德的一座多瑙河大桥被炸了。”
“北约两周的轰炸已使普里什蒂纳变得满目疮痍,就在十几小时前,市中心又遭到了北约的猛烈轰炸,自治省办公楼、人民银行、邮电通信中心、图书馆等主要建筑被炸被烧,走在还在冒烟的废墟边,我似乎听到整个科索沃在呻吟。”
面对着这么多危险,许杏虎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一个战地记者必须上前线”。在《战地日记》中他写道,去普里什蒂纳采访前,他意识到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采访活动,但“心中仍有止不住的兴奋,战火给普里什蒂纳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而我们就要亲眼看到了。”
他还多次前往科索沃地区进行战地采访。北约的轰炸密集,经常不择目标,但许杏虎却说,“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报道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责任与义务。”
潘占林也在书中称赞了许杏虎的敬业精神:许杏虎在贝尔格莱德的被炸机构采访时,北约飞机对这一目标进行二次轰炸,幸好许杏虎及时躲避,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在采访途中突遇空袭,一颗炸弹击中了不远处,他差点被巨大的冲击波和四溅的弹片击中,但他依然没有退缩。
许杏虎的《战地日记》无不透露着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1999年3月28日,许杏虎在贝尔格莱德街头遇到了当地青年组织的“歌声鼓舞我们”反战音乐会,一边唱歌,一边抗议北约轰炸,集会的年轻人们胸前后背都贴着靶心的图案。
当时的贝尔格莱德正因为轰炸而实行宵禁,几天后,宵禁解除,街上的人又多了起来。许杏虎看到当地人民向往和平,又绝不向武力干涉屈服的坚强性格,用老子的名言来为他们总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99年4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朱颖劝自己出门到多瑙河边散步。看到碧波荡漾的多瑙河,堤岸上绿草丛中的各色小花,许杏虎不禁感叹,战争是踏着春天的步伐来到了这片土地,他说,“宁可不要春天,也不要这残酷的战争。”
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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